道教经典
 
  道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卷帙浩繁的经籍书文。道教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仅记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还保留了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医药学、养生学、化学、音乐、地理等多种学科的珍贵资料,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道经的形成与发展
 

道教的形成与发展


来自:山东省道教协会 发布日期:2013-3-22 浏览统计:3853
道教渊源
道教思想渊源杂而多端,它有三大基本源头:鬼神崇拜、方仙信仰和黄老道家。
上古时代,人们将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宗先贤视为神灵而祈祷膜拜。黄帝时期开始祭祀天帝,内容有“封禅告天”、“郊祀上帝”等,到周朝时形成了一个天神、地祗和人鬼的神灵系统。
战国时期,燕齐和荆楚等地出现了宣扬长生成仙的方士,尊奉黄帝和老子为得道成仙的神仙祖师,提出寻求仙人仙境和不死仙药的主张,并实践导引吐纳、炼丹服药等修炼方术,形成了方仙道。
老子把“道”作为宇宙本体、万物规律,是超越时空的神秘存在,道教便以“道”为基点建立神学理论体系;道家注重修炼养生,老子、庄子的提出的清静无为、见素抱朴、坐忘守一等修道方法,被道教继承发扬。道家的神秘主义和养生思想所形成的的得道成仙思想成为道教核心信仰。
战国中期的齐国出现了尊崇黄帝和老子的黄老学派,西汉前期的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罢黜百家”后,黄老学说走向民间,与方仙道合流成黄老道,由政治思想转变为宗教理论。
道教的产生还有四大重要源头:儒家思想、墨家思想、易学理论和阴阳学说。孔子、孟子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被道教吸收,构成宗教伦理道德的主体;墨家尊天明鬼、兼爱互助和科技方术等思想,被道教承袭;《易经》被道士当做基本经典来研究应用,易学理论渗透到神学哲学、符箓丹道和斋醮科仪各方面;邹衍创造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成为道教理论、修炼法术的重要来源。[9]
道教建立
促使道教产生的历史条件有: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两汉时期土地兼并严重,统治黑暗腐朽,民众深陷苦难之中,祈求神灵拯救自己;汉朝统治思想的宗教化,神仙方术、宗天神学、谶纬神学被帝王推崇而广泛流行;印度宗教的启示和借鉴,佛教传入中国成为道教产生的催化剂。[10]
东汉时期三大道教经典的出现,是道教信仰和道教理论形成的标志。《太平经》宣扬气化天地、天人合一、天道承负、乐生好善,以“太平世道”为目标: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将易学、黄老、火候三者参合,总结发展了养生炼丹术;张陵的《老子想尔注》提出道气长存、大道至威,主旨是佐国辅命、养育群生。
东汉中后期两大道教派别的建立,是道教活动和道教实体出现的标志。顺帝时期,张陵在蜀地鹤鸣山自称老君“授以正法,命为天师”,建立五斗米道(天师道),奉《老子》为基本经典,修行符箓咒祝、三官手书道术。张陵在巴蜀建立了二十四治教区,其孙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灵帝时期,张角在中原地区创立太平道,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崇奉中皇太乙,在疾疫流行时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发展了几十万信徒并建立三十六方来管理。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张角在184年领导发动了黄巾起义,遭受统治者的镇压而失败,太平道销声匿迹。[11]
道教发展
魏晋时期,对农民利用道教起义有了认识的统治者对道教采取利用和抑制并行的政策,使其分化为士族道教和民间道教。
葛洪将道教神仙方术和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构建了一套长生成仙体系,为上层士族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老庄玄学盛行,促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364年,杨羲声言南岳夫人授予上清真经,创立上清派;同时期,葛巢甫创建灵宝派,以传授洞玄灵宝部经而得名。
民间仍然传播着通俗的道教,巴蜀地区五斗米道继续发展,李特、李雄领导的流民起义得到天师道首领范长生的支持;江南地区流行帛家道、李家道和杜子恭的天师道,399年爆发了天师道信徒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
北魏太武帝时期,寇谦之以儒家礼教为原则对北朝道教进行改造;南朝宋文帝时期,陆静修吸收儒家、佛教仪式对南朝道教进行改造。寇谦之和陆静修的改革,使道教教规教戒、斋醮仪范基本定型,各种规章制度全面系统。南朝梁时期,陶弘景继续改造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构建了道教神仙谱系。
南北朝时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进行了交锋,在北朝表现为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在南朝只是《夷夏论》、《三破论》等义理争辩。同时佛道之间也相互交流,借鉴对方的教义理论。[12]
道教兴盛
隋朝实行佛道并重政策,隋文帝使用道教名词“开皇“作为开国年号,苏元朗开启了内丹学说,隋朝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时期。
唐朝尊老子为祖先,奉道教为国教,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规定“道大佛小”,采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玄宗推动道教发展到全盛,并编纂了历史上首部道藏《开元道藏》。
盛唐高道辈出,孙思邈的《千金方》推动了医药学的发展,成玄英、李荣和王玄览的重玄学说发展了道教理论建设,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天隐子》提出的修炼方法成为内丹学先驱,道教学者对道教教义、修炼、斋醮及科学技术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此时的道派在理论教义和法术科仪上相互融合,以茅山宗和楼观道最为兴盛。
中晚唐和五代时期,由于战乱兵祸道教相对低迷,中晚唐的统治者延续尊本崇道政策,五代十国也有帝王信奉道教,其中唐武宗和后周世宗最为突出,他们在尊崇道教的同时也采取了废除佛教的政策。
此时一些道教学者为维护道教信仰而不懈努力,杜光庭对老学研究、神仙学说作了总结,修订完善了斋醮科仪;钟离权和吕洞宾的《钟吕传道集》促进了内丹学说的兴起;唐朝道士的炼丹实践积累了大量化学知识,成为现代化学的先驱。
北宋统治者继承了唐朝崇奉道教的政策,宋太祖和宋太宗为此奠定了基础。宋真宗和宋徽宗掀起了两次崇道热潮,编修道藏,大建宫观,册封神仙。
北宋时期符箓道法兴盛,最有影响力的是茅山、龙虎山、阁皂山三山符箓,高道众多的茅山宗实力最强盛,龙虎宗张天师与统治者联系日益加强。内丹学经过陈抟、张伯端等人的发扬而流行,陈抟在易学、黄老、内丹三方面都颇有建树,张伯端的《悟真篇》是修炼术上一部承先启后的重要经典。[13]
道教分化
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与北宋基本一致,诸帝为延续国祚而祠祀神仙,崇道最甚的宋理宗积极推广劝善书《太上感应篇》。
张继先天师创造的“正一雷法”使龙虎宗表现出新活力,成为官方指定的符箓道派首领,除了传统的三山符箓,还衍生出了王文卿的神霄派、雷时中的天心派、黄舜申的清微派、宁全真的东华派和何真公的净明道等新道派。白玉蟾发展了内丹修炼,创立了先命后性、性命双修的金丹南宗。
北方地区,不愿与金朝统治者合作的汉族士人在山东、河北建立了三大新道派。萧抱珍创立的太一道由天师道符箓演变而来,刘德仁的真大道提倡自食其力、少私寡欲,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继承了钟吕二人的内丹思想,并以合一三教、“全精、全气、全神”和“苦己利人”为特点。
元朝前期,邱处机西游中亚机遇成吉思汗,获得宠信而掌管天下道教,为全真道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过尹志平、李志长相继掌教,全真道进入鼎盛期,道门兴旺,宫观遍地。但在1255和1281年的两次佛、道辩论中,全真道两次败北,遭受沉重打击,由盛而衰。
元朝统一全国后,全真道南下传教,并与金丹南宗交流。两派有着共同的内丹理论渊源,陈致虚提出的“五祖七真”传承系统被认可后,元惠宗时全真道和金丹南宗正式合并为一。真大道也融入全真道。
1277年,元世祖授予第36代天师张宗演天师头衔和统领江南道教的权力,龙虎宗成为南方道教的核心,并形成了一个支派——玄教。茅山宗、太一道、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天心派等符箓道派继续发展,宣扬“忠孝净明”的净明道也在江西流行。新旧符箓道派教义和法术都很接近,有着合流归一的理论基础,1304年元成宗敕封张与材天师为“正一教主”,标志着正一道的正式形成。[14]
走向世俗
明朝诸帝都对道教采取了尊崇的态度:明太祖推崇城隍和土地,在全国各地建设了数量极多的城隍庙和土地庙;明成祖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对张三丰及其武当派极为尊崇;明代宗、明宪宗、明孝宗都任命道士为礼部尚书;明世宗以奉道为首务,宠信道士,热衷方术,爱好青词,使道教的兴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382年,朱元璋设立道录司总理全国道教,分全真、正一两种分别管理,标志着道教由官方正式划为正一道、全真道两大派别。明朝皇帝不重视全真道,却使其潜心自守内炼。隐仙张三丰强调三教归一,提出了筑基修性、还丹修命的内丹学。擅长斋醮祈禳、符箓法术的正一道在官方和民间都十分盛行,张天师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张宇初申明道统源流、整顿不良道风,竭力将内丹与符箓统为一体。
明朝道教最大的特点是世俗化和民间化。陆西星、伍守阳发展了内丹学说,使丹道修炼走向民间。罗梦鸿融通佛道创立罗祖教(无为教),提出“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受其影响的各种民间宗教雨后春笋般出现。民间宗教最初基本上由道教演化而来,道教思想教义、神仙谱系、丹道法术为其吸收。道教对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末四大高僧都有很大影响,儒者林兆恩借鉴道教创立了三一教(夏教)。在文艺领域,出现了以神仙鬼怪为主题的神魔小说,也有一大批以神仙人物为题材的戏曲问世。
明朝道教的神仙信仰、伦理道德、科仪方术深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供奉老君、玉帝、真武、三官、文昌、关帝、娘娘、城隍、土地等神仙的宫观祠庙星罗棋布于城镇街巷、乡村田野。[15]
道教衰落
清朝统一全国后接受了佛教,对道教采取了严格的防范和抑制的政策。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从笼络汉人的角度出发,抑制程度较为宽松,雍正是唯一优待道教的皇帝。乾隆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道教为汉人的宗教,将正一真人的品秩由二品降为五品,以后的皇帝对道教限制不断加强。鸦片战争后,国家落后衰弱,西方思潮入侵,道教更是江河日下。
清朝正一道地位很低,娄近垣是清朝正一道中唯一能以著述流传后世者。王常月提出了“戒行精严”的修道思想,促进了“龙门中兴”,促使全真道复苏。全真道在阐发内丹学方面成绩斐然,有闵一得、刘一明、李西月、李西月等学者。清朝中后期,吕祖、妈祖、关帝、文昌、财神等民间信仰盛行,各种民间宗教也延续了明末的热潮,义和团、黄天教、红阳教、混元教等教派层出不穷。
中华民国建立后,取消了正一真人封号和财政支持,新文化运动使道教思想受到极大冲击,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废存标准又沉重打击了神仙信仰,道教衰落得无以复加。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道教学者是陈撄宁,他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仙学”理论,意在促进道教与时俱进。[16]
当代道教
新中国成立后,在法律和政策上保证了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成立,道教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组织。“文革”时期,道教遭受极大的破坏。
1980年中国道教协会重新恢复工作。道教研究得以延续,全真道“传戒”和正一道“授箓”仪典恢复,宫观得到恢复和新建,道教斋醮、慈善活动开展,道教获得了新生。[17]
根据2010年零点公司所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大约1.73亿人自称信奉道教,其中大约1200万人是明确的道教徒。还有大约2亿多人信奉祖宗神灵,大约1.41亿人信奉道教财神,大约2亿人信奉海神妈祖;大约1.45亿人相信风水堪舆,大约3.62亿人相信命理相学。[18]根据2011年南岳国际道教论坛上的介绍,大陆住观道士有近3万多人,散居正一派道士约6万多人,登记备案的道教活动场所3万多座,其中道教宫观约9000座,还有大量数不胜数的民间信仰祠庙。[19]
其他道教
道教在明朝时期正式传入台湾。日占时期,道教备受打压,道观必须供奉佛像才能保全,造成了佛道不分的混杂现象。1949年,张恩溥天师来到台湾,与当地道教界相结合,使台湾道教出现了新局面。台湾道教以正一道为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道士分为红头司公和乌头司公,注重斋醮科仪。台湾当局主张民间宗教公开化,纳入道教范畴以便于管理,使得道教成分复杂,包括天师道、一贯道、轩辕教等教派和妈祖、关帝、王爷等信仰。[20]根据2012年台湾内政部公布的数据,台湾共有15211座登记在案的庙宇,其中道教宫观占78.3%,约有1.2万座,台湾的道教(含一贯道和民间信仰)信众超过1000万人。[21]
香港道教在明朝开始活跃。1961年成立的道教联合会,是香港最大的道教组织。香港道教有先天道、全真道、纯阳派三大派别,供奉的神灵人气最旺的是黄大仙和吕洞宾,其次是八仙、妈祖、观音等。香港道教(含民间信仰)信众超过200万人。[22]
1999年澳门道教协会成立,加强与大陆、港台道教界的交流,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23]
道教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和中南地区。道教在少数民族中,多不建宫观、不做职业道士,而是采取将道教信仰与本民族信仰相结合的形式。根据民族工作者统计,我国的少数民族中,信仰道教为主的有壮、瑶、白、苗、彝、羌、黎、土家、布依、纳西等二十余个,信众超过1000万人。[24]
道教也传入日韩朝、东南亚、欧美等国,在一些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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